当前位置:首页 >> 宣传教育 >> 警钟长鸣

间谍离你很遥远吗?并不!

发布时间:2017-03-29 14:51:32    来源:保密观    浏览次数 2429次     [打印] [关闭]     【字体:

  3月26日,主题为“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”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(以下简称“年会”)圆满闭幕。

  本届年会中,与会代表加强交流、相互启迪,凝聚和扩大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共识,为亚洲和世界的稳定、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催生的博鳌亚洲论坛,成立17年来影响力和号召力愈发显著,今年的年会有来自6个国家的领导人、200多位演讲人、1800名代表,通过65场不同的活动,围绕“一带一路”“增长”“改革”和“新经济”四大板块,展开了交流和探讨。

  “保密观”注意到,本次年会特别强调保密。为了确保年会顺利举行,3月6日至9日,年会国家安保组副组长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总工程师王浩水率领多部门组成的督导组,在海南省开展安全保障有关工作,要求各部门密切配合,确保年会安全。

  督导组特别强调,要充分认识做好年会安全工作的极大重要性……对提出的问题一件一件落实,迅速进行整改,并严格进行检查验收,做好保密工作。
  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项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会事,安全保密工作不容小觑。毕竟,保密无小事,事事需谨慎,这也是过去的教训“教”给我们的。2009年,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,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就曾以“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”名义,向我国境内重要部门、涉军涉科人员发送带有“木马”间谍程序的电子邮件进行诱骗,致使我国境内一些组织机构和个人“中招”。
  像2009年这样,境外机构打着“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”的旗号,实际上做着网络间谍的勾当,并不是孤例。近年来,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,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,引来境外一些居心叵测的机构、组织的觊觎和窥探,他们不满足于通过公开渠道获取信息,常常打着经济往来、国际会议、民间交流等幌子,妄图瞒天过海,窃取我国国家秘密。
  2016年8月底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,依据中国法律,自2015年3月起被拘押的美籍华裔女商人潘婉芬已被控间谍罪。

  《纽约时报》引述潘婉芬丈夫杰夫·吉利斯的话称,潘婉芬被中国指控在1996年到1998年间为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,在中国招募中国人为美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。
  虽然日本政府一直否认向他国派遣间谍,但事实上,日本最近几年一直在加大投入、大力推动对外人力情报资源建设。

  2006年9月,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,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,他们为“国际情报统括官”组织工作,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。同年,国家安全局逮捕了《中日经济新闻》杂志的创办人、日本籍男子原博文。他从1995年开始,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,提供了大量中国秘密文件复印件,内容从“邓小平的健康状态”“中国的对外政策”,到“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的内部讲话”等,不一而足。2016年,据《中国国防报》报道,当年7月下旬,一名打着民间交流机构理事长招牌的日本男性,因涉嫌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接受我国有关部门的依法调查。

  翻开2009年第1期《保密工作》杂志,时任广州市纪委秘书长、市委保密委副主任杨秦曾为我们讲述一起惊心动魄的间谍案,其中虽然没有出生入死、枪林弹雨的剧情,但却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间谍活动的猖獗和保密工作的重要性。

  1996年夏,我时任空军某试飞部队的政委。一天上午,上级机关的两位领导陪同国内五六家知名报纸杂志的领导、记者数十人来到我所在的部队。他们簇拥着一位自称是“新华社记者”的人。从他们的介绍中,我了解到,这位“记者”在新华社是专门为中央领导写“内参”的大手笔,这次来我部主要是了解我国正在研制、试飞的某新型军用飞机的情况,并有意与该型飞机的首席试飞员进行座谈。

  听后,我心里一惊。因为该型飞机的研制、试飞工作保密级别非常高,而这一行来访者,既非航空专家,又非部队科研人员,他们到底要干什么?试飞还在进行,没到宣传报道的时候啊?一连串问号迅速闪现在我的脑海中,我向陪同而来的领导提出:我要看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其参观、采访的批件和军队上级有关部门的介绍信。

  略一沉吟,陪同而来的领导说:“来得仓促,忘记带了,以后补办。”一听没有相关批文,我立刻感到必须谨慎处理。虽然有上级机关的领导作保证,也有相熟的记者在场,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却是生面孔,身份也不能确定。而且,在与“新华社记者”的交谈中,我心中的疑问层出不穷,特别是当我问到他的籍贯、身份、所属部门和采访意图时,他总是显出紧张的神色,躲开话题,语塞时竟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了。而一到此时,同他一起来的记者们便急忙为他“打圆场”,致使我心中的疑虑不断加深。

  于是,我对陪同而来的领导说:“请按照规定,办理了参观、采访的相关手续之后再来吧。”当着众人的面被拒绝,那位领导十分生气,便恼火地说:“难道我不能代表某某机关吗?”继而对我下命令说:“先让他们参观、采访,手续我以后补。”场面一时十分尴尬,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。我的心中更是百转千回,闪过无数念头。我感到,研制、试飞新型飞机是事关国防安全的重大军事秘密,容不得丝毫闪失,不能仅凭熟悉的面孔就放弃原则,拿国家秘密当儿戏。想到这里,我坚定了决心,再一次严肃地重申:“如果今天看不到军地上级的批文和介绍信,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参观、采访和座谈的。”

  彼此僵持的场面很尴尬,最后他们看到无法令我改变主意,便很生气地打了个招呼,连手都没握,上车走了。

  事隔不久,国家安全部门在南京侦破了一起间谍案,这个案件涉及人员之多是建国以来罕见的,其中包括军官、政府官员、记者等几十人,而当时我见到的所谓“新华社记者”就是其中之一,他是台湾“军情局”的高级特务。

  一段时间以来,他以经商投资为名,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之间,通过小恩小惠结识并拉拢了多名现役军官和退役人员,以及一些记者、教授,并通过这些人接触到一些军事目标和重要领域,搜集、窃取了我海军、空军以及科研机构许多军事、经济情报和涉密资料。由于他“谍绩卓著”,数次受到台湾谍报机构的奖励,并受到“军情局”高级官员的接见。

  由于我高度的警惕性、原则性和保密意识,成功避免了一次重大窃密案件的发生,为此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部队的表彰及奖励。

[网络编辑:肖潇]